沈斌倜律师就“用工荒”和“洋黑工”事件受《法制周末》采访
调查称洋黑工多在珠三角等地区 与用工荒有关
杨铁锋是浙江省诸暨市的针织厂老板，不久前他主动向当地派出所“坦白”自己工厂里有28个越南工人，并把这些工人遣送回越南，同时被当地派出所罚款两万多元。
这些越南工人来杨铁锋的公司工作不到一个月，拿的是旅游签证。
“看到新闻报道，我才知道这些从越南或缅甸来的低端工人就是所谓的‘洋黑工’，也比较害怕，就去主动‘坦白’了。” 8月13日，杨铁锋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杨铁锋说，自己用越南工人是无奈之举，“工厂缺工很严重，却招不到合适的国内工人。去越南谈生意的时候，有朋友介绍说可以介绍越南工人来工作，且他们要求的待遇低得多，我也就同意了”。
据记者了解，“洋黑工”并非今日才存在，在珠三角尤其是广东省，“洋黑工”的存在是很多人心照不宣的事情，以“倒手”“洋黑工”为生的劳务中介也不在少数。
“洋黑工”的比较优势
杨铁锋的公司目前有350多人，随着公司规模越做越大，“缺工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据杨铁锋介绍，公司的工人大多来自安徽、河南、贵州、云南等省份，随着这些省份经济越来越发达，本省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可供工作，外地工人出来打工的意愿在下降，“还有些年轻人，回家结了婚就不愿意再外出打工。年龄更小的，则打工意识比较淡薄，也很难吃苦”。
用工需求在增加，但可供使用的工人数量在减少，“工人的事儿很让我头大”。
“我现在跟人谈项目，首先就要问清楚需要多少人，如果项目过大，我都不能接。缺工情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司发展。”杨铁锋很无奈。
杨铁锋平时和越南有生意往来，在一次谈生意的过程中，有人介绍说手里有越南工人。杨铁锋要求越南工人来中国工作的渠道和手续必须正规合法，“但我也不清楚到底要办哪些手续”。
越南工人向杨铁锋要求的工资很低，最初一个月只要750元人民币。这与中国已经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珠三角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成本相比，显得更加诱人。
杨铁锋坦陈，自己也是出于成本考虑，就用了越南工人。
越南工人的稳定性和高忠诚度，也是吸引杨铁锋的重要因素，“他们回国不方便，顶多两三年回去一次，不会影响到公司的连续性生产。本地人很可能回家后就不回来工作了”。
但此后的事情，让杨铁锋比较“揪心”。
一些越南工人来了之后水土不服，因为身份问题生病后不能去医院医治，只得把医生叫到工厂里来，这已经比较麻烦了，后来杨铁锋又看到电视上关于“洋黑工”的报道，“有点提心吊胆的，很快就主动向相关部门请求处理了”。
“但说实在的，如果越南工人愿意来，国家也允许，我是很欢迎他们的。”杨铁锋说。
“洋黑工”利益链
和杨铁锋一样的浙江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
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温州市“用工荒”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几乎每家中小企业门口都在招工。
“工人目前又普遍要求涨工资，企业不涨工资，工人就留不住。”周德文说，以前温州企业的情况是，走几个工人就能随时补进来几个，但现在的工人无法及时补充。
“我觉得明年上半年‘用工荒’情况会更加严重，并严重制约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周德文表示担忧。
在周德文看来，由于民营企业家是逐利的，在用工紧缺的情况下，不排除使用越南等地工人的情况出现，他本人也听说过有企业在用“洋黑工”，“但具体用工数字就不太清楚了”。
与浙江省的情况不同，广东省使用“洋黑工”的情况就更加透明，这似乎已经成了行业潜规则，并催生了一批以倒手“洋黑工”为生的“黑中介”，梁明(化名)就是其中一位。
8月6日，梁明在某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现有大量(18岁至45岁)越南工人。找一家工资在(1500元以上不限男女)的工厂合作，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
8月12日，记者以招工为由拨打了梁明的电话，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手头上现在已经没工人了，“不过可以随时招，数量不是问题”。
“越南愿意来中国工作的人很多，但年轻人很少，而且男工人比女工人好招。”梁明向记者解释说，越南女工一旦结婚再出来工作就不好用了，一来年纪大，二来也干不了“心灵手巧的活儿”。
紧接着，梁明就问：“你们公司在哪儿，最近风声紧不紧”，“不过也没关系，只要跟当地公安部门打好招呼就可以，万一查出来了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罚点钱，把工人送回越南。”
记者了解到，《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要求，对未办理手续擅自聘用外国人的用人单位，由公安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在终止其雇用行为的同时，可以对用工单位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承担遣送私自雇用的外国人的全部费用。
而问及用越南工人需要办理的手续，梁明说办不了，“也不用办，打好招呼就行了，这些我都清楚”。
梁明“倒手”越南工人的方式一般是，他和越南的劳务公司合作，越南的劳务公司把越南工人送到广东之后，梁明负责把工人安排到工厂里，并派领队进厂对越南工人进行管理。用工单位要向梁明支付的介绍费是每人200元，并把工人的工资直接支付给梁明，由梁明转交给工人。
梁明说他介绍的工人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要保证有2000元人民币左右，“这2000元里主要是加班费，而且我们一般每个月就向每个工人收100元，我们赚钱是走量的，要不然你把钱都拿走了哪还有人愿意干活”。
“洋黑工”的政策困境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指出，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须为该外国人申请就业许可，经获准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后方可聘用，但“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有特殊需要，国内暂缺适当人选，且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岗位”。
那么对于普通劳动力并不欠缺的中国来说，作为普通工人的“洋黑工”似乎并不是国内暂缺的。
在“出事儿”后，杨铁锋咨询了当地的劳动局和出入境管理部门，这些部门也告诉他，“外国低端劳务是不能引进的，若引进外国人，只能是中高端人才”。
8月13日，《法治周末》记者也致电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该厅工作人员同样告诉记者，引进外国工人要先去出入境管理处审批，“但引进外国人是有要求的，高技能人才、管理型人才引进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如果是低端劳务，就很难被批准”。
作为普通工人使用的“洋黑工”很难合法引进，中国企业缺工严重，是杨铁锋们面临的困境。
杨铁锋为了招工，去了贵州等地的山区走访，他发现，中国其实并不缺更低成本的劳工，“只是那些生活在山区的人不愿意出来、不敢出来、怕出来”。
杨铁锋说，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讲，他是愿意用越南等地的洋黑工，毕竟成本低且工作质量也高，“但是从国家层面来看，还是不能大量输入外国低端劳工，因为我们自己国内还有大量需要工作、可以工作的人”。
杨铁锋觉得，很多企业都缺工严重，中国经济也在发展，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边远地区的教育、培训力度，让这些人有出来工作的意愿和自信，“这样不仅能解决我们的用工问题，也能缩小贫富差距，还能拉动GDP的增长速度”。
北京专门解决劳动纠纷的律师沈斌倜也告诉记者，当下很多中国人面临着就业问题，放松对越南、缅甸等工人进入中国工作的限制会给中国的就业带来更大压力，而且“放松对外国低端劳务在中国工作的限制，需要很多配套措施加以规范，这关系到国家边境管理、行政许可以及外国人就业规范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过对于一些媒体关于“洋黑工”冲击中国低端劳务市场的报道，周德文认为“事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洋黑工’肯定是有的，但肯定不是主力。”考虑到可能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周德文还建议调整引进外国低端劳务的规定，允许劳务丰富的国家向中国合法输入劳工，并把对外国低端劳务的管理规范化。
(法治周末)
【沈斌倜律师简介】沈斌倜，女，丹宁律师事务所劳动人事部执业律师，厦门大学法律硕士，北京劳动法专家。沈斌倜律师主要从事劳资纠纷法律研究和企业人事制度风险防控法律研究及实务操作，专注于劳动争议案件的解决及代为制定、修改、完善员工手册、竞业禁止、保密协议等人事管理制度，提供劳动法培训，担任劳动法专项法律顾问。沈斌倜律师执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MEN财贸中心（昆泰大厦南侧）B座8层804；沈斌倜律师联系方式：电子邮件shenbinti@yahoo.com.cn 业务电话 （+86）13661313967 （+86） 15301115671。更多详情登陆沈斌倜律师互动博客：http://blog.sina.com.cn/shenbinti
